很多朋友对于北京哪有靠谱的算命先生和老北京有什么习俗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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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逛庙会

说道北京民俗，那一定少不了逛庙会。早在我国古代的秦汉时期，北京就已经是北方地区的重镇了，特别是在元、明、清在此处建都之后，进一步的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底蕴，促使了寺庙文化的兴起，从而衍生出了逛庙会这样的民俗习惯。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北京的寺庙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有着近一千多座，位列全国的首位，也是因此使得这座城市几乎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条都有着庙会这样的民俗习惯。

在随着历史不断的变迁，北京依旧是完整保留着这样的民俗文化，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白云观、白龙潭与地坛等，它们形成了现代北京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让世人对此铭记于心，也成为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二、吃烤鸭

说完了北京民俗文化中的文化类型，那么饮食也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时，北京烤鸭是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代表之一，它最早是诞生于明初年间，当时的皇帝朱元璋由于热爱烤鸭，导致宫廷中的御厨是想尽办法，最终研制出了闻名的“北京烤鸭”，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门派为“全聚德”和“便宜坊”。

三、喝豆汁

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来北京要是没尝试过豆汁真不算来过北京”。据说豆汁最早是诞生于辽宋时期，真正被大众所熟知是在清朝，当时的乾隆皇帝将这种饮品引入了宫廷之中，使其成为了宫廷的御膳，由此促使了豆汁在北京的发展，从而成为了民间大众化食品。

由于豆汁中含有十分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成分，所以有着非常好的保健效果，尤其是在夏天，能够很好的祛暑、清热以及开胃。但是也由于豆汁的是发酵而成，会带有十分中的泔水味，许多人都是无法接受的，也是因此让豆汁北京的一大特色。

四、爬景山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传统文化的国家，而孝道也是传承了千年之久，北京的景山正好象征者这样的文化习俗。

说道北京民俗，那么爬山祭祖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景山就是一大特色。这座公园正式形成是在元朝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明清时期逐渐的成为了祭祖追思的重要场所，以此来发扬我国的“孝道文化”，让游客在游览美景的同时铭记历史文化。

五、听京剧

京剧是我国的国粹，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北京民俗之一。京剧是由徽剧衍生而来，随着各类戏曲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融合，于是诞生了现在我们所看见的京剧，它早在清朝时期就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深受无数老百姓的喜爱，还因此诞生了许多的著名戏曲家，如：梅兰芳、程长庚、谭鑫培等。

扩展资料

北京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小吃历史悠久。北京小吃俗称“碰头食”或“菜茶”，融合了汉、回、蒙、满等多民族风味小吃以及明、清宫廷小吃特色而形成，品种多，风味独特。

北京小吃大约二三百种，包括佐餐下酒小菜（如白水羊头、爆肚、白魁烧羊头、芥末墩子等）、宴席上所用面点（如小窝头、肉末烧饼、羊眼儿包子、五福寿桃、麻茸包等），以及作为零食或早点、夜宵的多种小食品（如艾窝窝、驴打滚等）。其中最具京味特点的有豆汁、灌肠、炒肝、麻豆腐、炸酱面等。

一些老字号专营其特色品种，如仿膳饭庄的小窝窝、肉末烧饼、豌豆黄、芸豆卷，丰泽园饭庄的银丝卷，东来顺饭庄的奶油炸糕，合义斋饭馆的大灌肠，同和居的烤馒头，北京饭庄的麻茸包，大顺斋点厂的糖火烧等，其他各类小吃在北京各小吃店及夜市的饮食摊上均有售。

清代《都门竹枝词》写道：“三大钱儿买好花，切糕鬼腿闹喳喳，清晨一碗甜浆粥，才吃茶汤又面茶；凉果糕炸甜耳朵，吊炉烧饼艾窝窝，叉子火烧刚卖得，又听硬面叫饽饽；烧麦馄饨列满盘，新添挂粉好汤圆……”这也说明北京历来有许多风味小吃。

昔日北京不少家喻户晓的小吃，由于时代变迁等诸多因素，早已消失，有的也很少见到，但是，大多数小吃保存了下来，有些小吃店还开到了一起，这样很大程度上方便了顾客。

参考资料老北京百度百科

郝更生的夫人姓高名梓，出身名门。原籍安徽贵池，寄籍江苏南通，肄业于上海女青年会体育部。肄业后即远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一年后赴美深造，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回国后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与高梓同时期在美留学。留学期间即互相倾慕，但未谋面。郝更生是中国留美学生中专攻体育最早的一个，高梓则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中锋，是该队唯一的一位中国人。两人在留学生中均小有名气。1924年，第三届全国运动大会在武汉举行。郝更生主持筹备，高梓作为华东女子手球队领队，率队赴武汉，两人第一次见了面。因两人酷爱体育，趣味相投，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自此，两颗心便紧紧连在一起。

1925年，郝更生在苏州大学任教，好不容易等到学期结束，便冒着暑热奔赴北京，应聘到清华大学担任体育系副教授。当时，有三所学校同时发出聘书，除清华大学外，还有南京的东南大学和厦门的厦门大学。郝更生虽很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因为高梓在北京。30年代的北京城远不是今日的北京城。清华园距北京城10多里，沿途尽是旷野，进城要坐出租车，单趟就要五块大洋。郝更生经常乘车进城，掏大洋付车费毫不吝惜。郝更生进城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当时兼任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体育联合会会长，需经常关心会务工作，真正的原因是为了与高梓约会。高梓是他的副会长。

两位体育教授、又是会长与副会长的频频约会，在学校和体育联合会引起种种议论。有羡慕的，也有嫉妒的；有为之高兴的，也有为之愤愤不甘的。议论最多的是高梓所在的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高梓生性活泼，为人直爽，且学有专长，早成为大家注目的风流人物。追求她的男士很多，其中有大学校长、教授，甚至有年龄稍大一点的学生。有位教师献殷勤地形容说：“高教授在运动场上，就像蝴蝶在花丛中飞翔。”这只“蝴蝶”翻飞纷舞，却飞到郝更生身旁，令众多“捕蝶者”扑了个空。友人向郝更生打趣说：“你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郝听了很是得意。功夫不负有心人，郝更生从苏州追到北京，频频向高梓献殷勤，终于赢得了高女士的心。1926年两人正式订婚。1929年2月6日在北京举行婚礼。婚礼之日，众多友人前来祝贺。他们的好友徐志摩特地用三张宣纸，写了一幅长篇累牍的结婚贺词。徐志摩与新婚夫妇彼此十分熟悉，开惯了玩笑，因此贺词写得诙谐幽默，令人捧腹。还有一位天津的音乐家朋友叫杜庭修，专程从天津赶到北京参加婚礼，他送了一幅自撰自写的贺联。上联为：两位体育名家，两体合为一体。下联为：一件结婚大事，结婚不许离婚。上下联对仗工整，全是实话，可实在下雅，似有恶作剧的味道。贺联高高挂起，众人读了哈哈大笑，郝更生非常难堪，急忙叫人把贺联撤下。音乐家坚持不允，郝更生不顾冲了大喜之日，竟当着众人面与这位结识多年的音乐家朋友翻了脸。后来人们才知道，郝更生是怕新娘子不悦才大发脾气的。

郝更生怕老婆是有历史的。在他自己写的《四十年婚姻生活之回忆》一文中，坦率承认：“在漫长的四十年间，我不否认，确有过不少亲友，或则当面，或则背后，明言暗示我怕仰乔（高梓的号）。关于这一‘怕’字，以我四十年的经验，我有我的哲学。”且让我们看肴他的“经验”和“哲学”是如何形成的。

郝更生怕老婆据说是“命里注定”的。小时候，郝的家人迷信，请了一位算命先生给郝更生算八字。算命先生展手掐指，细推流年，算到“妻财爻”时，冲着郝的家人一笑，意味深长地说：“府上这位少爷，妻山高啊！”算命先生一言定终身。从此后，郝的家人常拿他打趣，笑话他是个怕老婆的。小小年纪的郝更生，不知道老婆是怎么回事，就给戴上了“怕老婆”的帽子。及至成年以后，亲友仍拿他调滤讪笑，以致他迟迟不肯结婚，担心高高的“妻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还没有结婚的郝更生，就怕老婆了。郝更生怕老婆“苦中有乐”。真正体验到“妻山高”的滋味，是在与高梓结婚以后。结婚后，最先遇到的问题是家庭地位上主次不明。表面上郝更生是一家之主，实际上家里打的是“双中锋”。在他们家中只有“先生”称呼，从无“太太”称呼。佣人和司机称郝更生为“先生”，称高梓为“高先生”。既然两人均为“先生”，凡事均可作主。事实上，家中大事小事都是高梓作主。每次拿了薪水，郝更生不敢动用一文，总是原封不动交给高梓，要花钱时，再“申请报批”。家庭经济帐是“高先生”的专务，郝先生不得过问，郝更生的一家之主早已名存实亡。

老婆厉害也有厉害的好处。郝更生好酒，酒席上逞强好胜，每每拼得烂醉如泥。酒醉难醒，但只要一回家，高梓一开口，一顿数落，郝更生的酒就醒了大半，日子久了，郝更生竟改了拚酒的毛病。郝更生脾气暴躁，生性好斗，好与朋友争论问题，而且争论起来语言尖刻，往往叫人下不了台。尤其在公开场合喜欢开一些过火的玩笑，因此得罪了不少朋友，闹出不少纠纷。每遇这种事，高梓总要把郝更生拉到一边，像教师开导学生一样，将郝更生说过的话一一加以分析，一定要郝更生承认错误才罢休。有时郝更生自以为有理，百般申辩也无济于事，最后总是好冲动的“学生”在“老师”面前无言以对。郝更生吃西餐有个坏毛病，喜欢一手执刀，一手执叉，把刀叉竖在桌面上高谈阔论，旁若无人。每当这个毛病重犯时，高梓便给他递眼色。郝更生只要一看到高梓那双瞪圆的眼睛，立刻兴致索然，老老实实放下刀叉，低头用餐。时间长了，竟也改了这毛病。

郝更生怕老婆确实也无可奈何。其一，高梓的口才和文才均比郝更生强，吵起嘴来，郝不是老婆的对手，只能甘拜下风；其二，郝更生做事虎头蛇尾，高梓凡事都能专心致志，求精求好，郝更生不得不服；其三，日常生活中，高梓待人接物很有一套，颇得人心，郝更生却常常得罪人，郝更生又不及老婆。性格上两人差异也较大。郝更生个性趋于豪放，高样则比较严谨。生活中难免不发生矛盾，“叮叮当当”的事时有发生。凡遇争执，常常是郝更生的退却与让步，使矛盾得以平息。结婚40余年，常常是“妇唱夫随”。

郝更生有如此丰富的“怕老婆”体验，他的“怕老婆哲学”很有特色，说起来振振有词：“首先我认为，怕老婆决不是一件可笑的事。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旧式家庭里，太太对老爷唯有消极的服从，无言的抗议，一切以老爷的意见为意见。驯至近代婚姻生活，我可以断然的说，这种‘在家从夫’的办法绝对行不通了。现代化的家庭，应该是妻权至上，太太第一。任何一个现代家庭，不论洒扫庭除，饮食起居，至少有四分之三，或竟五分之四系由太太负责主持，先生仅只立于遇事提供意见的地位，而且，先生们所提供的意见多半并不高明，徒然增加太太处理家务的困难而已。

“以我和高梓的四十年婚姻生活而言，我曾经想过，在这四十年里，如果不是高梓在主持家务，我真不知道将怎么办好，以我应付生活的能力，充其量我只能保持书房一隅的整洁，再扩大范围，我便将无以为计。何况这四十年里我们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少说些也搬了二十次家，二十次建立新家庭都由于高梓胼手胝足所达成。因此，必欲谓任何家庭都是由于夫妻双方所共同维持的，这‘共同维持’四个字，在于我，就难免觉其夸大。“其次，太太在家庭之中有一项最神圣、最重大的任务，那便是生育子女。太太为生儿育女所遭受的麻烦和痛苦，先生们不能亲身体验，自亦永远无法想象。孩子是家庭幸福与快乐的泉源，在这一件事上，先生坐享其成而太太艰苦备尝，因此，太太理应受到先生的尊敬。

“再者，我国相沿已久而被嘲笑的“怕老婆’一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今天，早就该被淘汰了。‘怕老婆’三个字在我一生之中印象颇为深刻，渊源相当久远。但我始终深信“怕太太’不能算是侮辱男性的名词，除了胡适之先生讲的‘醒世姻缘’中，那些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事例；‘怕太太’的这个‘怕’字亟应修正。依我的意见，与其谓‘怕太太’，不如说是敬太太或爱太太；敬太太或爱太太适足以显示男性的有理智、够风度，对太太表示仰慕或爱护，甚至于倾倒与敬服。

“我公然提出我的这一套‘怕老婆哲学’，也许会有朋友说我是十足的阿Q，正因为你郝更生是个怕老婆的，所以你才唱这种高调。我对于这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请平心而论，我的老婆是不是值得我敬？是不是值得我爱？假如有人说我一辈子都受老婆的控制的话，那么，我也要反问一句，这四十年里我老婆从来没有控制我去做一件坏事，那么我被老婆控制又有什么害处。”

郝更生在大陆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去了台湾。1975年10月的一天傍晚，郝更生与一位朋友外出散步，忽被一摩托车憧倒，伤及脑部，不治而亡。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赚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库、王(土序)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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